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在公众传播语境中，工业技术大有被妖魔化的趋势。在大众媒体的表达体系中，工业污染似乎是最能唤起受众关切的议程设置，甚至演化为左右公众政治表达的话语源头(近年PX项目在中国屡屡引发公众聚集抗议即为明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重要特征的工业技术文化，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冲突为何日益激烈?除了生态危机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强烈焦灼感之外，笔者以为，人文思想领域有意无意地强化工业技术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生态极端主义根本无法为工业技术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创造和解空间，反而可能导致人类对文明的自我矮化与阉割，最终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阻碍。人类需要确立的基本认知是:工业技术文化并非天然的文明暴力，而是人类突破自身局限的能动体现。工业技术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实现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和谐对象。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工业技术文化是认知论美学的认知领域，同时也是存在论美学的现实场域。生态问题对于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形而下的浅层生存话题，而是一个基于人类精神家园最终命运的深层审美问题。

1 技术审美文化对自然的“祛魅”

审美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技术崇拜同样也是一种古老文化。即使是在人类的原始生存状态中，掌握技术者亦是受到族群普遍尊崇的。在采集作为食物主要获取方式的原始部落里，女性地位明显要高于男性，因为她们的“技术”更娴熟。而在狩猎作为主要生存技能的原始族群中，男性地位肯定优于女性，因为他们的“技术”对族群生存至关重要。巫者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之所以地位崇高，亦因他们非凡的“技术”——能与神灵、天地沟通与对话。

手工技术时代，掌握技术者同样是受到尊崇的。在奉圣文化浓郁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圣人”。比如战国时代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被尊为木器制作的祖师爷。尧、舜时期的农官后稷，被奉为土神和谷神。传说中教百姓用骨针缝制树叶和兽皮为衣的黄帝，被尊为裁缝业的祖师。黄帝的妻子嫘祖，传说她曾教民众养蚕抽丝，被视为蚕神。而炼丹无意中制成了豆腐的淮南王刘安，则成了豆制品行业的宗师。能工巧匠为什么地位崇高?很显然，他们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进步。在人类生存技能和自然环境关联度极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使人类部分地解放了自己。他们对自然不再是简单服从，而体现为一种有序的利用。在手工技术时代，自然万物依然是一种神秘存在。手工生产群体的奉圣文化，其实就是对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这种神秘存在进行艰难解读的曲折反映。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空前释放。工业技术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的技能逐渐与自然疏离。面对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它们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哪怕工业产品的某些构成物质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但在产品消费终端，其自然属性已消失殆尽。中国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汤剂虽然存在，但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已使传统煎制慢慢地淡出中医治疗，代之以工业化生产的大量中成药。以普通中成药“藿香正气水”为例，尽管其说明书依然标出了它的自然药用植物名称:苍术、陈皮、厚朴、白芷、茯苓、生半夏、藿香等等，但它们已经无法唤醒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这正好体现了工业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非自然性。而这种非自然性，又来自于为工业技术进步提供不竭动力的自然科学的非自然性。正是这种非自然性的科学的存在，为工业技术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提供了可能。

导致自然科学研究“非自然性”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机械自然观指导下的方法论的普遍运用。在机械自然观的认知中，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存在，都可以作简单化归纳，而且可以任意还原，自然不再被视为一种复杂的充满魅力的构造，而是一个僵化的、静态的客观对象;二，科学实验是现代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手段，其研究对象是理想化、标准化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流程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得现代科学实验整体上成为一种“现象制造”。上述两个因素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与自然渐行渐远，因为，在这种非自然性的科学研究中，“理论知识面对的是理想化的世界，实验室知识的制造要能够祛情境化，能比较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1］

文章来源：《工业技术创新》 网址: http://www.gyjscxzz.cn/qikandaodu/2021/0412/1160.html